叶传龙

在奥运会开幕式上，一位身穿红裙演唱《歌唱祖国》的小女孩成了人们瞩目追捧的对象，她就是被人们惊呼为“天下掉下个林妹妹”的林妙可。

　　小妙可一夜成名，隔日便荣登《时代周刊》封面，不少人成为妙可的粉丝，他们正为自己究竟该叫“可可粉”还是“可乐”苦恼，更有人认为，妙可就是中华精神的图腾，将成为继金铭之后的中国第一童星。（8月11日重庆晨报）

　　小妙可的确有值得人们顶礼膜拜之处，单从开幕式上那稚嫩的童音、甜美的笑容、自信的神情、大方的台风，就足以赢得人们的鲜花、掌声和赞赏。但是凭借这一次露面就被冠称童星，这成名成星的路是不是也忒容易了些？当然，从此之后，荧光灯、访问、签名、荣誉、社会活动、各种不入流的表演……都会接踵而至，在民众面前，妙可将成为名人，一点悬念都没有。只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，只是京城小学三年级的学生，在社会的盛誉之下，在人们的追捧之下，能否把持得住，承受得了，足实让人有些担忧。

　　中国人会造星，也会毁星。小品里，在赵本山的忽悠下，范伟忽忽悠悠就瘸了。生活中，小妙可会不会也被整个社会忽悠瘸呢？通过报道可以看出，小妙可的成功还是有着一定偶然性，尽管此前已有不俗表现，曾经参与过广告拍摄，但是，如果没有广告公司的力荐，没有奥运这个大舞台，没有张艺谋这样的伯乐，妙可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，绝不是一件易事。换言之，有了上述那些“阳光”、“土壤”和“水份”，撂谁谁都会被人们关注。

　　妙可今后的路还很长。一个人要成才成功，不能靠一次两次的偶然，还需要有表演天赋、艺术潜质和有对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及汗水加泪水的付出，离开这些，花儿就不会那样红。生活中，平民——明星——超级明星是一种模式，平民——明星——平民会不会也是一种模式？

　　有鉴于此，期望无论是家长、媒体还是公众，都有责任为妙可创设一个宽松宜人的成长环境。“泯然众人矣”，是王安石笔下乡人对方仲永的评价，我们不希望小妙可在全民的追捧之下，沦为现代版的仲永。

　　按照惯例，一座城市只能有一个慈善机构，这个慈善机构就是带有官办性质的慈善机构，目前我国的慈善机构也只有红十字和中华慈善总会，而其它由个人创立、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如“嫣然天使基金”和“壹基金”，都不得不委设于这两个官方机构之下。

　　随着社会大量需要救助的群体的产生，仅靠政府力量来解决自然灾害、老龄化、下岗、贫困乃至医疗救助等社会问题，已无法满足需求，为了激发民间力量参与慈善事业，国家开始允许民间组织有限进入慈善市场。但是，由于它进入门槛限制严格，审批程序较为复杂，慈善资源配备不均，减税政策缺乏明晰，以至民办的慈善机构存在和发展举步维艰。

　　山东港上村村民自发设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慈善机构，并征得地方民政部门批准，意味着民办慈善机构有了一个适度的生存空间，也体现了慈善政策的进步和人性化。

　　通过民办慈善机构可以筹集到一定量的善款，这一点毋庸质疑，下一步，关键就是如何管好善款用好善款的问题。就港上村这次捐赠来看，筹集到的15万元善款目前只用去3万，还有很大一笔资金需要妥善管理好，充分使用好。长期以来，民间慈善机构之所以发展缓慢，除了其上提及的政策性因素外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透明度不强，公平性不够，捐赠者对它的信任度不足。

　　举善不是一时之功，而是千秋之利。管好善款，把钱用到刀刃上，需要管理者严格建帐，严格监管，建立健全制度，完善约束机制，保证每一笔捐款来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捐助花得明明白白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发挥民间慈善的最大救助效应，让那些弱势群体得到及时救助，才能让捐献者对民间慈善机构增强信任感，避免出现在汶川震灾中“捐而不信”和“亲自背钱散发”的尴尬之举，才能让这项事业循环永动地发展下去。叶传龙

　

被“美容”过的房子外观很是好看。

陕西省西乡县是国家贫困县，该县沙河镇为了“好看”，要求村民把国道两侧的土坯房涂刷成白墙，并将房檐做成红色吊檐板。当地村民将这种墙称为“遮羞墙”。(8月5日华商报)

　　低矮破旧的土坯房经过装修，一律白墙红檐，煞是好看，成为路边一景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其实，如此“遮羞墙”，西乡绝非第一例，此前咸阳的淳化、泾阳、彬县的一些乡村为应付领导参观，就新建围墙把“有碍观瞻”的东西遮挡起来。而在云南富民县和福建福州等地的荒山上，更喷抹过“遮羞漆”。

　　这类荒唐事为何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？原因就在于此类行为尽管一次次被社会聚焦，但“肇事者”每次都毫发无损，此间纵有民众反对，却也总是无效，于是这类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的“驴屎蛋”工程也就绵绵不绝。如果上级领导发现这种不正常现象后，能够严厉批评，严肃究责，看以后哪个地方还敢这么搞？

　　如此看来，“遮羞墙”虽然建在基层，但根子却在上层，正所谓“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”。如果一地的政绩评价系统失衡，官员就会投机取巧，他们不是想办法如何带领民众脱贫致富把经济搞上去,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去，而是把功夫用在做表面文章，搞花架子，糊弄领导，应付检查上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少数贫困地区官员们热衷于建大马路，大广场，大机场，贪大求快，粉饰太平,明明穷的叮当响,非要搞的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，而全然不听民声，不顾民生，这体现了少数领导病态的政绩观和功利化的政绩冲动。

　　扼制少数领导的政绩冲动，重在改革官员的考核办法和晋升通道，让官员的“乌纱帽”掌握在老百姓手中，这样，官员就得看老百姓脸色行事，而不必整天揣摩上级领导的喜好；在对官员的政绩评价中，不以GDP指标论英雄，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，就能由过去纯GDP考核变为全面考核，科学考核。面对村民的土坯房，当地官员想方设法尽快让他们住上敞亮的房子，才是上策，而让他们花去千元来“打扮”自己，只能是漠视民众利益，“官花民钱不心疼”，而一旦官员漠视了民众利益一味追求自己的“政绩”，就失去了为官从政的意义和民意的支持。

　　“遮羞墙”稍经时日将会脱落，它所带来的政绩也如纸糊的那样一戳就通，经不住检验。如果当地抓住这个典型不放，对政绩造假者来个穷追猛打，一定会深得民心，今后，这类荒唐事件也就会更少地上演。   叶传龙

    一个在整肃“两风”中取得卓著成绩，受到群众普遍赞誉的部门，原来只是个“临时工”——非常设机构，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。

    首先，这个机构“来路不正”。在国家机构序列中，并不存在这样一级组织，它的问世本身就“先天不足”， 失却了“判官”的主体资格， 违反了国务院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》。但这样一个非常设机构之所以能通行，单位之所以会买帐，建议之所以被采纳，主要赖于有县委书记在背后“撑腰”，因为县委书记亲任“两风”领导小组组长，所以，无论是检查评分，还是处罚建议，都能一路绿灯，这其中，有着明显的人治因素和权力色彩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县委书记“撑腰”，谁会买帐？

    其次，既是非常设机构，就难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，反而把既有的监督体制和工作规则给破坏了，这不能不是个遗憾。按理说，各级政府都有抓机关作风建设的职能机构，比如，人事、监察、机关工委、文明办等部门，本身就有这个职能，现在再设立一个“两风办”，给人的直觉是多此一举，同时也表明现有的机构没有发挥好职能作用。用一个临时的非常设机构去抓作风建设这样长期性工作，本身就是一组矛盾，人们不禁会问：“两风办”究竟能能办多久，有了“两风办”，原有的职能部门又去干啥？

    非常设机构是政府部门间缺少协调机制的产物，也可能是部门作为不积极的产物，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化，这样的机构应该越来越少。在抓干部作风和部门行风建设上，与其重用临时的非常设机构，不如让有权的职能部门正常运行起来，通过加强和强化职能部门的力量，在人员配备上，在人员素质的提高上，在各部门的协调联动上，在执政环境改善上下功夫，把“两风办”的权力分解到各个职能部门，从而建立起长效的工作机制和制度保障，这样，才能不断改进机关和官员的工作作风，增强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共管理水平，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。  叶传龙

　　生如夏花之绚丽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让学生在作文中适当涉猎死亡话题未尝不可，但是，一篇作文竟然将母亲吓哭了，说明国人的死亡观念还不成熟，死亡教育还很薄弱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，人们惧怕死亡，讳言死亡，平时更是谈死色变。鲁迅曾在他的《立论》里举过这样一个例子：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，合家高兴透顶。满月的时候，抱出来给客人看——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。当一个人说“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”，最终得到大家一顿痛打。可见常人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。而在西方一些国家，小学里就会让学生思考：如果生命只有3天，你怎么安排、最想做什么？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，你会怎么写？其实这就是一种死亡教育，于是人们面对死亡总显得坦然，会提前写好遗嘱，把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，相对于他们，我们的“死亡教育”，却是一片空白，人们除了直观地从生活中接受一些死亡实例的感性教育外，就很少有其它的死亡教育，这对孩子整体认知世界，全面认知人生，无疑是个缺憾。

　　四季更替，新陈代谢，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，加强死亡教育，首先是为了让人了解生命的宝贵，从而珍视生命，享受生活，减少自残、自杀或相互残杀等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。而当遭遇重大疾病和自然灾害，生命回天乏力时，了解了人生的要义，又可以坦然面对死亡，减少对死亡的恐惧，也能减轻家人失却亲人带来的痛苦。由于进行死亡教育是一个敏感话题，因此在具体教育中，需要注意方式方法。一些学校组织学生写作墓志铭，到殡仪馆参观逝者的火化过程，在汶川大地震后举办烛光晚会来悼念亡者等等，这种做法可以让人们在直观地认知生命的过程中，更加珍惜生命，无疑值得肯定。至于写下“我欣赏死亡”的孩子是真的明白了生死要义，还是在老师的“诱导”下，想标新立异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也需要加以认真分辨，合理引导。

经过近1年的试点工作,8月1日起,深圳市居住证制度将正式开始实施,而实施了多年的暂住证制度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按照推进计划,今年内,深圳市将对500万流动人口发放居住证。（7月31日南方日报）

从暂住证到居住证，看似一字之差，实则意义深远，它体现了社会观念的进步，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，给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以及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异地户口持有者，创设了一个公平合法地成为本市公民的机会。此前，每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（后被称为外来工），如某些外来物种一样，为了生计，他们往往不计成本、透支生命，来到经济发达城市从事着二三产业中最苦、最累、最脏的工作，但是想享有一个城市的居住资格，都是一种奢望。

由暂住证改为居住证，办理者打消了临时观念，而城市的管理者也要适应变化，为居住证时代的到来做好思想和工作上的准备，因为今后居住证将与社保、就业、教育、居住等挂钩，使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，而且还在子女就读、计划生育、劳动保障方面享受到“原著民”的优惠政策。深圳全市外来人口有500万之众，对这部分人如何管理，既反映了管理的智慧，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。

推行居住证制度，并不是简单地给暂住证贴个“标签”或换个“马甲”，管理者也不能指望一纸居住证就能解决城市管理的众多难题。目前，更深层次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还“在路上”，让身份证“一证行天下”显然还需时日，在此新旧制度交替之际，就要求城市管理者，必须运用科学的，有效的管理手段，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，做到居住证制度改革既“换汤”又“换药”，使居住证的管理与社会的民主化、法制化进程相适应，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摆脱“收费——扰民”的窠臼，而不是沿袭旧的管理理念和老的管理模式。

从农民工到外来工，从暂住证到居住证，对外来务工者这种称谓和待遇上的改变，表明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，必然会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，不过这些矛盾和问题并非不可调和，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，依法行政，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，尊重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，就能妥善处理好这类矛盾。如果到哪一天，外来人口都能够像当地居民一样持证看病，子女都能就近读书，困难家庭都能领到救济红包，这才更值得期待。（叶传龙）

　　一个体现政府关爱的民生工程，竟然在执行中走样变形，救助人数大大超出估算——“帽子大过了一尺”。出现这种情况，真的是因为此前估算不足吗？依笔者之见，问题并不在此。试看，有个村申报7户低保边缘户，最后被否决了5户；有个镇首批申报1000多人，最后只有600多户符合申报条件；还有一个镇上报人数竟然达到4.6万多人，超过户籍居民总人数62%。

　　享受补贴对象被“扩大化”，根源在哪？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位普通居民都具有崇高的思想觉悟，让他们自觉对照标准来进行自我认定，在时代语境下，个别人习惯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，想利益均沾，心情可以理解。如此一来，对贫困人群的界定难度增大，唯其如此，更需要直接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恪尽职守，依据事实，把握政策，一碗水端平，把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群摸排出来，把党和政府对困难人群的关爱落实下去，把在开展此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化解掉。

　　但事实情况是，由于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实，工作不细，对辖区情况不明，对此项工作认识不足，具体执行的能力不强，以致“黄鳝泥鳅一般长”，该享受的，不该享受的，都申报上来，这样做虽然没有得罪居户，但却浪费了政府财政支出，损害了政府公信，影响了政府和工作人员的形象。

　　要做好政府红包发放工作，最重要的一环是明确界定困难人群。为此，要科学制订政策，广泛宣传政策，广泛发动群众，深入调查走访，准确摸排出所在区域的困难群体。其次要做到公开公平，杜绝暗箱操作，严防少数人借机装穷搭顺风车，严禁把政府红包当作顺手人情和稀泥，任何企图浑水摸鱼的行为都将被纠正和查处。政府红包不是唐僧肉想吃就吃，不该吃的，即使吃了也要吐出来，涉嫌违法违纪的，还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三是认真做好未受益人群的思想工作，由于政府红包关涉到改革成果的再分配，如果善后问题处理不好，很容易引发“后遗症”，进而影响其它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。   叶传龙